---略论张金梁明代书法史研究

梁  继

 （注：此文发表于《书画世界》2009年3月期）

内容摘要：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张金梁先生的明代书法史研究。其一，张金梁在文献搜集和使用方面的广博的特征；其二，张金梁以制度史为切入点研究书法史的创造性意义；其三，张金梁对明代书家研究的全面、细致和深入特征；其四，张金梁以充分的论据和缜密的考证纠正了历史上一些错误观点，还其本来面目。

关键词：张金梁明代书法史 制度 文献

昔唐人刘知几论治史当具三长，曰：史才、史学、史识。盖史才者，为作者旁搜远绍，甄别史料，发而为文章之能力；史学，则言史家所知渊博，立论为文则精取弘掌，考证谨严。史识，盖史家秉笔直书，忠于史实之品质。清人章学诚又提出“史德”之说，以为“文史之儒，竞言才、学、识，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，乌乎可哉？”，于史家人品、道德、修养独持新见，谓“著书者之心术也”。高密张金梁先生，承乾嘉学术传统，复承绪罗王、章黄之学，究心书史，著述丰厚，尤以明代书法史研究成果立于学林。其于明代书法史研究，谨守才、学、识、德之治史四德，扎实问学，复多创见。愚不敏，于张金梁先生明代书法史研究略陈浅薄之言，以为引玉。

一

晋人陶渊明有诗曰：“得知千载外，正赖古人书。”盖言欲知史而先读书的重要。郑天挺先生言治史曾有五字相戒，曰：“深、广、新、严、通” ^[1]其所言“广”者，即指治史当广泛占有资料，并由此进行联系，诚为金玉之言。治史者惟广泛搜求史料，检索钩沉，方能发前人之未发，卓然以史家立身。张先生于明代书法史研究，专著盖有三部：《续书史会要补正》、《明代书法史探微》、《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》，论明代书法史之论文则数十篇。考其著述所涉及典籍，凡正史、实录、野史、笔记、小说、方志、文集、书画著录，皆为所取。三部著作中《续书史会要补正》所引用典籍凡173种，另外两部皆达到200余种，史料搜求之博于斯可见。惟其博，方能“清理爬梳，校勘考证，去伪存真，择善而从，抉疑补缺”^[2]，进而立言于史林。

《续书史会要补正》所涉既博，故能考证精审，甄别梳理，蔚为可观。《明代书法史研究》盖与《续书史会要补正》相同者，即资料的宏富广博，其中诸多发现，更可见作者的梳理工夫，诚如此书介绍所言：“……资料丰富，挖掘出了明代书法史中很多被人忽视的重要问题，论述准确，别开生面。”《明代书法史探微》又与《续书史会要补正》不同，《续书史会要补正》所补限于明代书家，以书家为主线，钩沉梳理，固得其宜。而《明代书法史探微》复于纵深探求，即以书家而言，于事略之外更可见其思想、书学、创作、交游之深入研究，而于明代书法之教育、发展、流派、评骘更见其详。所涉史料亦拓展为明代政治、文化，已越于书学之外，于此可见作者钩沉史料的独特视角，亦可归乎郑天挺先生所言治史当“深”者。《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》所取资料之博与前述两部专著又见不同，以制度切入，于明代相关书法史料进行缜密细致之梳理，用精取弘，于浩繁中见精微。前贤鉴书（画）云“孤证不立”，王力亦云：“证不十，法不立”，盖观点之确立，所依据者，证据耳，资料耳。惟如此，其言方可信，其于书林方可立足。又，先生之著作抑或文章注释皆明示页码。所期者，以实证论书史，为人们“辨别是非及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。”注释页码或为细微事，惟此小事含义亦深，一为作者行文不蹈前人之踵，于古籍索引之间探得消息。一为的利他人检索镜鉴。前者可见严谨，后者亦能见其为人。

二

“立德、立言、立行”不朽，诚为古今学人所钟。盖“立言”者，以一己之学术著言于学林，广大其说以期久远。检索古代典籍，前人著述不谓不宏富，居于今世读古人书，想古人著述流传，盖其时学人百之一二或千之一二而已。考其原委，学无创见为其要因。移道书法，今之可见明清人之书学著述夥矣，然多为剿袭前人，鲜有创见，可称道者，数篇而已。或言书学由汉晋历唐宋已近完备，明清后聊无创新当属平常。此言谬也。即以学术论之，清代乾嘉学派较之前代，其创见已见矣。其后复有罗王、章黄之学，盖假前贤之基而自成新意，然其创新已在期间。于书学而言，当代之于明清晚近，诚如明清之于汉晋唐宋，期间亦有模拟前贤亦步亦趋者，亦有孜孜兀兀戛然独造者。以张金梁先生明代书法史研究而论，言其创新，盖其以制度为视角观照明代书法研究，正本清源，还其本来面目。《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》为其代表者。古代朝廷选人，书为其一也。以唐为例，其时以身、言、书、判四事择人，所言书者，楷法遒美之谓也。如此，书之规范可见。当代书法史研究者于有明一代，亦有关注台阁书者，然其立意多倾于艺术批判，于其原委钩沉，点水掠波，失旨多矣。

《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》凡八章，曰：“明代书学铨选制度产生实施的背景”、“明代‘楷书’制度”、“明代‘篆书’制度”、“明代‘中书舍人’制度”、“书办、类书办”、“明代吏员与书学”、“明代宦官与书法”、“余论”。于明代书学铨选之制度之产生原委、社会公用、历史遗憾诸多方面，论述谨严，清晰可辨。朱关田先生论此书云：“铨选制度的作用，近年来治书法史者已加留心，多有提涉，亦有发明，金梁兄便是其中的一位，其近作《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》一书，专题研究明代铨选制度在书法发展史上的辨证作用，殊难不易，先我着鞭，填补了明代书学研究的空白，也体现了作者不同以往的思路，更上层楼，有所发展。如把书法史融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，本身便是进步，更何况提升社会书法和它在书法史上的地位，拓展了书学研究的范围。至于论述‘台阁体’的发生、发展以及对社会书法的正负两方面影响，也是中肯的，发前人之未发。这些都是书学研究中所未曾注意到的，或未曾深入研究的。尤可称道的是注意到书学对社会文化包括政治的反作用，这种现象，历朝都有，明代尤见显著，为害亦大，书学研究者一直熟视无睹，即使偶尔发见，也多加回避。此文余论名器紊

乱影响吏治，台阁体盛行使之书法沉滞，正搔着痒处。余论不余，辨证研究，实事求是，正是全篇的亮点，可点可圈，是谓首倡。所附诸表之详尽，学识相辅，亦是少见可嘉，诚为难得。”^[3]朱关田之论，正中的处。

以制度言书史，不独在《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》，早于《明代书法史探微》中已见端倪。是书中《永乐朝廷书事》、《殿房书办与‘台阁体’》、《宦官与书法》等等皆可见作者异于时人，独抒胸臆处。更早者，于《从文化现象看明朝的书法发展》、《明代书法对社会的影响》等文可见作者究心于文化与书法之关系所在，于《明代书法的尚理倾向》、《明代书法‘尚理’论》等文直论理学于书法之影响。盖以制度、思想、文化角度施之于书法，创见亦寓于其间。而成此规模，其根源不独在于明代史料、书论精熟，更在独立思考之精神。张金梁先生言：“在封建社会，书法不是一种艺术，是每一个文人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，你把它当艺术看，是有偏差的。既然是研究书法史，就要和史结合才有真实感。我前些年集中思考这个问题，研究出了一种方法：以制度着眼，解读书法。”^[4]

三

《尚书·泰誓》云：“惟人，万物之灵”，盖言人之复杂多维。既为万物之灵，故知人者也智，惟能知人，复能言人之得失。孟子云“知人论世”，盖此之谓也。检索古籍，先贤评骘人物，谨守行笔质直亟求公允之义，足为后人镜鉴。以明代书家而言，张金梁先生于其时人物，不讳言得失，每每有未发之覆。

明初书坛宋广、宋克、宋璲名于当时，时人谓之“三宋”，张金梁先生作“‘三宋’书法评骘”，于三人进行比较研究，不为陈说羁绊，钩沉文献，还其本来面目。对于明人褒璲抑克倾向，从五个角度坦陈其因，并拨乱反正，立言凿凿，掷地有声。盖宋璲享大名，以其出身名门望族，其父宋濂为皇帝近臣，父显子贵。此其一也；大儒方孝孺为宋濂门生，其于宋璲书评价甚高，以其影响时人评骘。此其二也；其时论书者以宋璲之书承二王、松雪、康里一脉，与其时审美风尚契合，易为人接受。此其三也；宋璲以中书舍人得官，其书为朝廷知，故影响也众。此其四也；宋璲以胡惟庸案牵连屈死，时人深怜惜之，于其书或有问疑者，亦因其人早殇，尊其忠烈而掩之。此其五也。此五点条屡清晰，剖析深刻，以史实驳明人旧说，堪为的言。

文征明为明代书法重镇，吴门书派领袖，明以降论其书者夥矣。张金梁综合史料以八章论其人其书，曰：名门之后、名师高徒、性情高迈、翰林光环、群龙待首、雅俗共赏、天佐高寿、长者风范。以师承、性情、阅历、书风等多角度直陈其要，鞭辟入里，读此文可知文氏全貌矣。文氏辞翰林职致仕后，“乞诗文书画者，接踵于道，而富贵人不易得片楮，尤不肯与王府及中人，曰：‘此法所禁也。’周、徽诸王以宝玩为赠，不启封而还之。外国使者道吴门，望里肃拜，以不获见为恨。”^[5]探寻其源，以文氏于翰林院居高龄而享低位，日受其窘，复为杨维聪姚涞诸人“我衙门中不是画院，乃容画匠处此耶”所辱；于“大礼”之争中托病回避，虽洁身自好而失文人气骨；历官三年，不考而归，盖因文氏出身、性情及与同僚上级不睦，升迁无望，故决心乞退，复引文氏之诗“白头博得公车召，不满东方一笑中”及“青山应笑东方朔，何用俳优辱汉廷”证其心事。作者述此数宗再言文氏退官后“富贵人不易得片楮，尤不肯与王府及中人”，其原委或可知矣。盖作者剖析文氏心事要言不烦，详为解析，于细微中更见深刻。

张金梁先生论明人书事，不惟此二例，然于此可窥作者评骘人物思路所在，亦可知其有别于时人所在。前贤论学，“立身当与古人争”，先生可当之。

四

西人言鉴他人之学，当以“杨弃”为规，盖取精华而弃糟粕者，然何者为精华，何为糟粕，鉴取亦难矣。移诸史学，治史者固不泥于古，然无史学筑基，兼以慧眼，亦水中取月而已。有明一代治书学者众，期间良莠掺杂，芜杂之说沉匿其中，不明者易为所翳而入歧途，故辨古人之误亦为治史之要。

作者于史敢于问疑，庶可肇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于《续书史会要补正》后记中已见其端：“选择了对影响较大且存在不少问题的《续书史会要》进行补正。工作的重点是对原著中所出现的错误进行纠正，免得继续以讹传讹。更多的是对人物史料不确切不丰满者进行力所能及的充实，想为研究明代书法的人们提供更多更翔实准确的资料。”^[6]

明人朱谋垔《续书史会要》中列张天骏婢条曰：“张天骏有厮养婢，善书。能赘列紫薇郎署，分科木天，大可怪也！屠纬真《考槃余事》云。”此后《书画史》、《佩文斋书画谱》、《六艺之一录》等等皆袭此说。张金梁先生以祝允明《书述》中：“又有张天骏者，亦将婢学夫人，咄哉！樵爨厮养，丑恶臭秽，涊涊淟齿牙，恐异时或得其名失其迹，妄冒误人。”之论切入，对比剖析，复以张天骏为人依附刘瑾，虽官至礼部尚书，有污德行，不为祝氏所取而阐发立论，又举《古今书评》中论羊欣书“如大家婢为夫人，虽处其位，而举止羞涩，终不似真”语以辅证，甄别考析，持论谨严。尤可鉴者，文末以祝氏评书风格标准之把握，古代笔迹史料的整理考察，及治学当戒猎奇之心作结，其说可鉴。

明人沈度享大名于永乐朝，永乐帝赞其云“我朝王羲之”，其时“凡玉册金简，用之宗庙，朝廷藏秘府，施四裔，刻之贞石，传于后世，一切大制作，必命公书。”^[7]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之楷书《敬斋箴》为人视为其代表作，海内外著录皆以为真，独张金梁先生以书年官职、印章、书写内容三个角度力证其伪。盖作所署官职与沈度其时官职不符；又作品中“玉堂学士”钤印与体制不和，其时沈度初为侍读学士，固不宜以“玉堂学士”自称；又《敬斋箴》系为李至刚之自作斋箴，然依作品所记，如沈度书此为“永乐十六年”，其时李至刚为永乐帝下狱，《敬斋箴》所言既为隐晦之事，且李氏为官时沈度亦“独自守”，故沈度书此作已无可能。以此三者考证其伪已无疑义矣。而《四库本<续书史会要>阙漏考》、《<佩文斋书画谱>署录明代书家资料正误》、《逸园影印洪武本<书史会要>考》诸文亦可见作者钩沉史料，考证辨误之功。

注释：

[1]郑天挺《漫谈治史》，见《及时学人谈丛》，中华书局2002年

[2]丛文俊《续书史会要补正·序》，见《续书史会要补正》，河南美术出版社，1998年5月

[3]朱关田《明代书学全选制度研究·序》，见《明代书学全选制度研究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，2008年

[4]张金梁《越有人怀疑，越能给你力量》，见《中国青年》2007年第15期

[5]《明史·文征明传》，见《明史》列传第一百七十五文苑三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

[6] 张金梁《续书史会要补正·后记》，见《续书史会要补正》，河南美术出版社，1998年5月

[7]杨士奇《东里文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